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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剑》缘何这样“鲜亮”——兼谈当前中国影视创作

【摘 要 题】佳作品评

【正 文】

主持人:潘志兴(本报记者)奚光雯

嘉宾:任仲伦(上影集团总裁、教授、影视评论家)石川(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副教授、电影学博士)

●现在的影视作品有一种“小智小慧”泛滥的倾向,特别需要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

主持人:《亮剑》的播出会获得如此强烈的反响,收视率这么高,甚至在深圳二轮播出时,收视率超过了热门韩剧《大长今》。一部在当前荧屏上并不“主流”的电视剧能获得如此佳绩,的确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任仲伦:我是在2001年看到这部小说的,整个小说洋溢着一种久违的英雄主义气概,非常打动我。现在回头再看,电视剧的成功还是两点:一是英雄主义气概。现在的影视作品中的英雄气息已越来越稀薄了。任何民族都是崇尚英雄主义气概的。当初罗曼·罗兰写贝多芬传记,在前言里就有这样一句话——现在德意志民族处在小智小慧当中,需要打开窗户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我们现在的影视作品也有一种“小智小慧”泛滥的倾向,特别需要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二是人物性格。我们现在的影视作品对明星过分崇拜,把40%—50%的投资花在明星身上,而对人物性格塑造的忽视,或者说不信任,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这部作品让人物的性格、人物的魅力恢复了它应有的地位。

主持人:当初你们在策划的时候,是不是有意识地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下功夫?

任仲伦:看小说时被“点燃”的就是人物性格,包括刘燕铭喜欢的也是作品中的这些东西。(刺激你们的兴奋点不约而同?)后来我们谈得最激动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两点。影视作品中的英雄有两种:一种是虚幻英雄,一种真实英雄。虚幻的英雄,现在我们影像的技巧能把他渲染得特别好看,特别有形式美感。但是这种在竹林里飞来穿去的英雄看多了,必然要有一个真实英雄的崛起。李云龙就是这样的真实英雄。

石川:我觉得英雄主义主题,对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感受是不一样的。对任先生这样年龄的观众来说,可能是某种正在遗忘的东西被唤醒,是年轻的时候受到的英雄主义教育的一种回归。而对于现在年轻的一辈,可能又构成另外一种感受。现在都市中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有种中庸化、小资化的倾向,讲求实用和与世无争,而《亮剑》所体现出来的,是那种“血脉贲张”,甚至是带有一点“草莽”味的豪气,它是超越于我们现实生活之上的,而且也是为现在的年轻人所普遍追求和向往的,它在这个层面上对现在的年轻人构成了一种价值目标。同时,这部电视剧也是在前几年的军事题材作品像《突出重围》、《激情燃烧的岁月》等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李云龙这个角色身上的很多品质、人格的魅力,在我们过去的军事题材作品中也或多或少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像他身上的这种草莽气,在电影《红日》里的石连长、《高山下的花环》里的靳开来等都有体现。这种发展还是沿着同一历史脉络在往前走,到了李云龙身上被集中地释放出来了。

另外,单纯从这个人物形象的特征来说,实际上他也有点古典文学中像“刘关张”那种类型化的特点,过去我们作品中的这种“草莽英雄”总是处在一个受政委规劝、教育的位置,但在这部电视剧中,李云龙的“草莽气息”被放大了,作为正面的东西完全被释放出来。这构成了作品的一个新突破。

●写“英雄气短”,写英雄的悲剧性比写完美英雄更有价值

●从传统戏曲开始,中国人就习惯欣赏性格和价值比较清晰的人物

主持人:近年来,军事题材作品一般都有很好的收视率,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到《军人机密》,都讲草莽英雄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这个过程特别容易打动人。现在荧屏上阴柔之气多了一点,需要一些有阳刚之气的人物出现去吸引观众。在过去的一些作品中,英雄人物一上来就是“高大全”,对他们成长过程的描绘不多,但英雄的成长对于观众来说可能更具有吸引力。还有这些作品中都有一个比较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们所有的行动。像《大长今》之所以热播,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人物所体现出来的对信念的坚持。这或许正是现在的观众内心所呼唤和渴望的。

任仲伦:人类要艺术干什么?它是解决人的精神问题。一个民族在发展和走向强盛的过程中,毫无疑问骨子里会渴望、呼唤这样一种精神。忠于自己的理想、意志,不顾一切地追求,这是人类共同存在的东西,就像“夸父追日”。我们民族最古老的精神源头就有这种东西,只是不同时代的表现形态不一样。

从《亮剑》中还可以感觉到八个字——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所谓豪气万丈的英雄基本上都是伪英雄,因为生活中没有英雄是不气短的。所有的英雄都会受到历史环境、社会环境和当时生存环境的压迫,在压迫当中他要反弹、爆发,他想超越这个时空,超越这个历史条件,而超越又受到限制,于是他要坚持,要承受内心苦痛。像李云龙就是有点“气短”的英雄,有“缺陷”,有内心苦痛的英雄。从美学意义来讲,“英雄气短”是最打动人的。英雄本来就有一个成长过程,从我的体会来说,写英雄气短,写英雄的悲剧性比写完美英雄更有价值。李云龙的形象回归了历史的真实,这个人物身上实际是结合了解放军高级将领中的各种传奇英雄。

石川:“英雄气短”实际揭示了一种美学规律。看文艺史上,凡是好的作品都是跟悲剧结合在一起的。悲剧性,从某种层面上体现出来的就是英雄性,不管是普罗米修斯还是哈姆雷特,或者是约翰·克里斯多夫,英雄身上总体现着某种悲剧性。这个悲剧性不是指他命运中所遭受的挫折或造成的压迫,而是他超越现实的愿望和现实的局限性之间的冲突。李云龙这个人物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身上体现了这样一个美学的规律。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人物可以跟文艺史上的这些悲剧人物构成一个完整的序列,这也是这个电视剧很有价值的一个方面。

任仲伦:还有从观众接受的角度来讲。现在我们的影视剧定位的观众面都比较小,喜欢讲是为什么样年龄段的观众拍的,这实际上是把更广大的观众排斥在外了。像李云龙这种性格化的人物,其实比那种讲性格多样也好、讲人性深邃也好的人物更容易打动观众。从传统戏曲开始,中国人就习惯欣赏性格和价值比较清晰的人物,感情投向很明确,不喜欢“盘算”善中有恶、恶中有善之类的东西,就像戏曲舞台上的“红脸”、“白脸”。这是中国观众特有的接受感情和接受思维。

主持人:现在我们的电视剧人物越写越复杂,人物关系也是越写越复杂。有人开玩笑地说,现在看电视剧要先发个人物关系表,以免搞混了。从播出的情况看,往往比较单纯的,人物指向比较明确,人物关系没有过多枝节的电视剧,收视率比较高。这可能也和电视剧的特性有关,跟电影和小说不太一样。在一个松弛的环境中观看,不可能给你很多时间和空间去深入体会意境和理解人物。所以写单纯的人、单纯的情感、单纯的信念反而更容易成功。

石川:电影实际上也一样的,像好莱坞那些电影。

任先生刚才说到中国文艺的传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总结《三国演义》时,称为这是一种类型化写法,人物性格中总有突出的一个侧面,“刘备之长厚近伪,诸葛之智近妖”。但是也有变相法则,不能把他变得单一化,主调中还有变调。比如张飞他是一个粗人,但他还粗中有细;诸葛亮再智,也有误失街亭。李云龙这个人物除了“草莽之气”,也还有智谋,这体现了塑造人物的一种特定手段。写人物性格的复杂,在欧洲也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发展起来以后,才开始主张写人的不同侧面、内心矛盾的,特别是进入现代主义以后,人的内心世界越写越复杂了。其实中国的文艺受欧洲这种传统发展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它基本上还是沿着自身的文化传统在往下走。

●不要把一种成功的东西变成自己的镣铐

●我们很多作品的价值判断已经很模糊了,生活的多义性导致了价值的模糊性,没有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的鲜明性

主持人:现在大家都在说好剧本难找,观众到底喜欢什么搞不清楚。《亮剑》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受到大家的喜爱,或许对电视剧创作是一种示范和启示,至少是可以借鉴的成功的经验。

任仲伦:我很同意你刚才讲的“一种”示范,“一种”启示,对《亮剑》的成功不要夸大,不要接下来都是“亮刀”、“亮枪”。中国人在创作上最大的缺点就是“跟风”,跟着成功的目标走,大量的复制、“拓片”,结果把一种成功的东西变成自己的镣铐。可能整个精神史都是这样的,独创的东西总是少的,总是被后人模仿。在模仿的过程中,独创本身也被弄得面目全非,面目可憎。当某一部作品变成所有作品的样本时,也就宣告着一种艺术思维的死亡。

就像石川讲的,《亮剑》本身也不是一个独创,从它的艺术思维,到它的精神追求、艺术表达,很大程度上是在我们传统文学的流脉上,英雄主义也好、性格魅力也好,都是对传统美学的一次现代回归。《亮剑》是在特定的环境之下,以特定的表现形式,让传统的东西在一个新的时代、新的现实里达到了回归。我个人认为它对美学最大的贡献,可能是在整个精神格局里面,我们呼吸了太多“小智小慧”的东西以后,突然闻到了一股阳刚的气息,有种特别舒畅的感觉。你讲《大长今》,它的魅力,实际上就是重现了我们这段时间中被拆散和消解的一种价值文化。《大长今》是我们儒家文化的“出口转内销”,这句话尽管俏皮,但它有价值。《大长今》崇尚的是我们过去几千年以来人文的、仁义的理想,这种理想的发源地是在中国。

这段时间当中,我个人觉得我们很多作品的价值判断已经很模糊了,生活的多义性导致了价值的模糊性,没有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的鲜明性,把我们过去一些传统的东西都作废了,每个人都在寻找个人的合理性。很多作品反映出来的都是不认同共同价值,只认同个性价值、个人价值。而《大长今》告诉你的恰恰是最传统的价值,所以儒家文化再一次回到中国,征服很多观众的心,收复失去的“领地”。从精神层面上来讲,我觉得现在很难说谁对谁错,需要由时间来检验。说不定到了百年之后,人家说这个时代思想最活跃、精神最活跃,创造了没有共同价值是最好价值这样一种社会标准和精神标准。没有什么道德价值、伦理价值,有可能到最后变成一个社会现实价值。我不知道在艺术上应该谁说服谁。

石川:这像哲学上的此岸、彼岸。彼岸你触摸不到,触摸不到有什么价值呢?但它就是伫立在那儿,就因为彼岸的存在才看到此岸的不足,人生才有动力。任先生说现在是拒绝判断,其实他不是拒绝判断,而是无从去判断。在这个社会转型期,从传统价值体系中抛出来的人何处去落脚呢?

电视剧能提供给观众的无非就是两种东西,一种是观众在这个电视剧当中看到了他自身的影子,感到亲切认同;还有就是它提供了一种现实人生所匮乏的,但人人都向往的东西。

任仲伦:电视剧实现了他的愿望。文学作品是他的精神衍生、体验衍生,人被他的眼光、思想、精力所制约,所有精神产品部是由此衍生而来的。

●艺术是没有“根据地”的,它永远在出发

主持人:电视剧发展了这么多年,但依然是目标不定,有很多东西都是游移不定的,我们不断地在模仿,欧美剧、日剧、韩剧,还有港台剧。一直在寻找,始终在飘移。如果说《亮剑》体现了我们传统的古典美学的一些特征,那是不是对我们也是一种提醒,我们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古典美学中,用古典文学中的某些手法,来丰富我们电视剧创作的理念和手段?

任仲伦:你用的词特别准确,是“一种提醒”,告诉人们在艺术追求的过程中,传统东西的现实价值。不是过去的都没有价值,新的都有价值。

另外你刚刚讲到的“飘移”,我觉得整个精神现象总是飘移的,精神这个东西不好抛锚,它永远在航行,所以精神一直有追求,但它有大致的方向。艺术是没有根据地的,它永远在出发。创作有无数种选择,不断地在提醒艺术家,用更多的方式、更多的途径去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对艺术创作来讲,如果认定某一条经验是惟一经验的话,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偏爱和偏见。所以不要把《亮剑》作为一个标准答案,看成是惟一途径。它只是提供了一种提醒,就是传统也有它现实的价值。

●要增强中国影视作品跨文化沟通的能力

主持人:在每次的国际电视节上,往往纪录片在海外比较受欢迎,电视剧主要还是内地交易,偶尔可以到台湾、香港等地,或是日本、韩国,很少能进入欧美市场。我们一直说影视要走向世界,是不是有这个现实可能性?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任仲伦:我们这里的热播剧,是否能够得到其他国家观众的认可?可能他们对我们的历史背景、现实生活也不是特别了解。

石川:我觉得可能电视剧打进国际市场的迫切性,没有电影强烈。一是我们国家的电视剧市场太大了,所以很少有意识地针对海外观众的制作。当然还有题材问题,比如说中国古典题材走国际化更好一些,特别是那些文化比较相近的亚洲国家。

任仲伦:《共产党宣言》里曾讲过这么一个观点,就是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展后,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封闭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变得越来越频繁。“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更是如此。”人类精神的共同性就是人类所有的精神产品流通的价值。

我在2003年去好莱坞走访了七大公司,我都问他们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美国的电影为什么能够长驱直入?有很多答案。让我比较信服的是华纳公司总裁的回答,他说我们拍电影一开始跟你们的出发逻辑就不一样,你们中国人讲要为中国人拍电影,法国人讲为法兰西拍电影。我们是移民国家,电影刚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为小镇居民拍电影,小镇居民中有黑人、有白人;有亚洲人、有欧洲人、有美洲人。所以我们讲的故事基本上要让大多数人都懂的,大家都喜欢看的。美国电影一出生就奠定了它的基础——为人类共同的兴趣而拍摄。

实际上,要让人家对你的作品感兴趣,无非两条:一是你这个民族能提供给其他民族什么样的影响?二是人类共同的东西你能不能提供?你这个民族对世界是有影响的,或者说在你有影响的时期,大家才会关注。

石川:历史上美国电影的发展,就是伴随着殖民的扩张。在这个过程当中,贸易和电影是互动的,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它的背后是一种资本逻辑,除了推销电影自身以外还推销自己的产品,推销美国的政治、商业、它的价值观。这个过程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觉得随着中国国力、世界影响力的上升,影视产品的对外传播是必然的。但要让更多的人接受,还要增强中国影视作品跨文化沟通的能力,这个也很重要。

参考资料[1]免费论文网http://www.100pap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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