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包括对魏晋时期中国封建历史中第一次事实上较为成功的思想压迫发生的分析及其对于中国史学理论中“史官监督”的信条的冲击；魏晋的名士风度与当时的思想压迫的关系；以及对魏晋思想、文学和诗歌间的相互消长关系的分析。

关键词：思想压迫 史官监督 名士风度

（楔子：阅读魏晋时期的史料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特别是《世说新语》中的描述，魏晋的名士是一个个凸现于纸上张扬、生动而任诞的个人；而在思考的时候，他们却往往是我的障碍：

太多假的东西充斥其中，太多琐碎而有趣的故事引诱我们分心而看不清真相，看不清这个时代的人。比如《世说新语》中王徽之夜访戴逵而“造门不前而返”的故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从表面看只能说王徽之任性随意，可实际呢？有资料证明王徽之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戴逵根本不会见他。研究一个时代中的个体人物是很难而且很烦琐的一件事，意义也不见得甚大，但从很多事实中体现出的时代的特征绝对错不了：比如一个人，无论他怎么作假，观其一生功过总能大体知道他的善恶，一个时代也同样，一个人的史料可能有无数差错，但许多人的传记、史料和故事构成的这个时代的“断代史”总能大体的勾画出这个时代的风貌。史家有没有信史？从严格意义上讲信史是不存在的，甚至包括上个世纪兴起的年鉴学派和大量使用计算机处理数据的“计量史学”也不能作到这一点，因为史料和真实的事件之间的差距总是明显的。但史学的价值决不会因此而抹杀。三人成虎的故事在现实中也许是反面的，但对于历史研究者到是一个好信条。）

在魏晋之前的中国历史中至少发生了三次重要的以失败告终的思想压迫事件，第一件是《国语》中所载的“召公谏厉王止谤”：

“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于是国人莫敢出言。

三年，乃流王于彘”

第二件是《左传》中所载“崔杼弑齐庄公”的结尾部分：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书矣，乃还。”

第三件是中国历史中知名度极高的始皇帝“焚书坑儒”的故事，有史料曰：

“臣（李斯）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巫种植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此为焚书，公元前213年）

“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毖后”（此为坑儒，公元前212年）

本来始皇帝很有希望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成功的思想压制的君主，“可惜”由于他自己的某些失误和后继无人原因，秦在此后六年就亡了国。秦的覆灭几乎和焚不焚书、坑不坑儒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个问题我以为杜牧的《阿房宫赋》中的观点是十分准确的：

“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

大泽乡起义只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它的起因是因为士卒遇雨不能按期到达“按律当斩”才有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但亡秦的并不是“揭竿而起”的陈、吴，而是“不堪秦苦久已”而云集响应的天下百姓。虽然如此，这些历史事件的堆积很可以给人们造成一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假象，仿佛这些君王正是失败于他们的思想压制之上，事件二更可以作为“史官监督”胜利的一个伟大的胜利，并且向来是为人所称道的，而大史氏、南史氏总是作为典型的史官形象出现——即使只是表面上的。其原因在于儒家两千年的绝对主导地位使得被神圣化的孔子的一言一行都有着类似于神迹的象征意义。孔子作《春秋》，后世有人这样评价这部书：

一言之褒，荣于华衮；一言之贬，严于斧钺。

于是在整个中国的封建历史中，史官在理论上理所当然的被赋予了对于王权的“监督”地位，兼之有大史氏、南史氏这样光辉的“典范”，历史上的清流对于“史”的崇拜始终处于一种类似于迷信的状态，很多人拼死一谏的勇气都源于对这种“史官监督”的坚信：于谦说道：粉身碎骨浑不怕，要流清白在人间。这清白字眼是流在史书上的；文天祥说的更直接，他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是史简；还有明末的李月如来得更惨烈，他在被政敌李可望（当时的秦王）剥皮处死时，看到剥皮用的稻草时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其实他至死也是相信所谓的“历史公论”的。然而这些影响和控制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学说其实在魏晋之时都差不多完全被事实所击败，留给后世的只是统治者能更好的实现思想压迫和让知识群体相信“正统”学说的方法。

魏晋文章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建安七子的出现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身处统治者的三曹都有极好的文笔和有大气的诗文传世，这个时期的的“思想压迫”算不得到了顶峰，但这时的一些事件已经预示着魏晋的“思想压迫”的开始；杨修不愿全心的为曹操个人服务，又兼之爱买弄，给曹操杀了；祢衡多次议论曹操，也终于给曹操所杀；孔融也因为差不多的原因死在了曹操手里。而这些人死时都不过只有二、三十岁。声名远播于后世的建安派繁荣的诗文创作背后是这样对于异己者血腥的打击，《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中记载了孔融被抓的情景：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这是一个很让人心惊的场面，中国人以虚岁计岁，八、九岁的年龄，实际上不过七、八周岁罢了，而他们在飞来横祸之前竟是“无遽容”，而且对于当时的形式有着“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这样深刻的认识，这让人不由对当时的恐怖气氛感到震惊：“无遽容”绝不会是由于他们过硬的心理素质，任何正常和较为正常的社会都不会产生这样的“天才”儿童。对此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对这一切已是见怪不怪，精神麻木了！还有一个事件是值得注意的，《新语》贤媛第十九中有这样的记载：

“许允为晋景王所诛，门生走入告其妇。妇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早知尔耳！」门人欲藏其儿，妇：「无豫诸儿事。」后徙居墓所，景王遣锺会看之，若才流及父，当收。儿以咨母，母曰：「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与语，便无所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又可少问朝事。」儿从之。会反，以状对，卒免。”

一句“早知尔耳”写尽了当时名士危如累卵的状况，后来许母对儿子的教导更说明了她对于当时时世透彻的分析，迅翁说，剧毒：砒霜。之后是无数死于这种毒药的人。（大意如此）而许母的这种“智慧”岂会不是的之于无数死于统治者之手的名士的鲜血中？从曹操时起开一个死难者的名单是很容易的，比如何晏，死于司马懿之手，同年王弼“病死”，24岁；嵇康死于司马氏之手，39岁；欧阳建为赵王伦和孙秀所杀，32岁；裴顾为赵王司马伦所害，33岁；这些都是有明确的观点和有较多作品传世的人，这种人中只有一类和一个人活下来，这“一个”是郭象，他一生的权势都是很显著的，只是他的作品可能大多都是剽窃向秀的；而这“一类”是隐士，比如鲍敬言和杨泉，我找不到他们的生平，也许当时根本就没有人关注吧？

文章到了何晏、王弼手中算是一个转折点，他们开始大谈老庄，不能说这个转折是坏的，因为他们的写作带有更多的个人色彩。何晏的母亲嫁给了曹操，他是曹操的假子，地位是尊崇的，如果不是后来司马氏击败了曹氏何晏也许还不能成为这个标志性的转折点。何晏至少是两件事的标志性人物：其一，他是玄学兴起的标志；其二，他是服药的祖宗。服药可能是秦代的方士所“发明”的，也许是汉代，但毫无疑问“五十散”的配方肯定不会是何晏个人所创，想找到类似于石钟乳、石硫磺、石白英、紫石英、赤石脂之类的矿石配到一起，而且配出一种长期吃还吃不死人的东西大约是不容易的，为了这个方子一定有不少人死了，《红楼梦》中的贾敷就是这么死的。而且在何晏之前肯定有不止一个的人吃过这种“药”，为什么何晏一吃，这竟然能成为一种流行？还有魏晋玄学的兴起，在何晏之前研究《道德经》、《南华经》的大约是大有人在的，但为什么何晏之后这竟成为一种风气？这和他的地位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他的官位顶多不过是“吏部尚书”罢了。这个问题将在后文中做一个详细的分析。这个时期的文风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毕竟一些人在写着，比如王弼，比如嵇康。等时间到了完全是以竹林七贤的时代，建安派完全式微，大家服药的服药，谈玄的谈玄，饮酒的饮酒。干什么的都有，就是不再有什么文章了，好在没多久陶渊明出来了，算是魏晋文章一条漂亮的豹尾，但陶氏是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标准的隐士，在他身上很难找到所谓“名士风度”的痕迹，他是一个值得中国文化庆幸的人物，同时他的出现也是有其合理性的，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厌倦于尘世纷扰的人物的，何况浑浊不堪的魏晋呢？

竹林七贤出现后，魏晋最重要的学术特征“玄学”完全的兴起了；这时魏晋名士的时代特征完全的凸现了出来：所谓的“名士风度”成熟了。何谓名士？当时的人物王恭说的明白：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分析整部《新语》，谁是名士？其一，名士至少须为贵族，或为贵族的附庸（便是钱钟书先生所谓龙身边的蜻蜓者流）。这样讲是很好理解的，名士要有闲呵。谁悠闲呢？贵族而已。这种动荡的年代，纯粹的学问是不能维生，在大唐盛世杜甫尚有“儒冠多误身”之叹，又谈何魏晋这种时代呢？整部《新语》中的名士那一个没有赫赫的出身呢？这一点有很多文章谈到，毋庸赘述。其二，名士要善饮，不但饮，而且要大饮方可。饮酒，很能体现出名士不问世事的态度了。比如王子猷答恒温的问话时说不知道自己局什么官位，似乎是“马曹”（其实是“骑曹”），也不知道自己管多少匹马，更不知道他们的生死。当时的人似乎是很欣赏子猷的答话的。简言之，名士就是不管事，在野最好饮酒，比如阮籍，为了五百戽酒去当“兵卫”），在朝也不可忧国。他们推崇老庄，庄子说“尘垢秕糠，将尤陶铸舜尧也”这很可以作为名士这种行为的“理论依据”，虽然很明显他们是曲解了庄子的《逍遥游》。这里引发了“名士”的第三个特征，即就是谈玄，谈老庄。这里我无意详细分辨老庄之道与魏晋玄学的区别，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我们读《道德经》时明显可以感觉到其中许多章节是治世之术，老子在很多时候更像一个愿为帝王之师的人，而且他在很多时候也会谈及自己的社会理想。（这样的例子在《道德经》中比比皆是，只是此非本文的主旨，故在此不加引证。）而魏晋谈玄的人是极少谈及治世之道的，《新语》中不过有26 则政事的记录，而且多是一些个人行为而言及大义，关乎国家的少之又少，可见这些名士是有一种少谈国事，最好莫谈国事的默契的。还有一个特征是魏晋名士有很多是服药的。

魏晋名士出身豪门，这给他们带来很多先天的好处，但他们处境并不是十分令人向往的，文人在这个时代是很为难的，迅翁说：古时候做女人大晦气，一举一动，都是错的，这个也骂，那个也骂。在魏晋，这大晦气落到了文人们的头上，往往是一言一语皆足速祸，只是结果改为“这个也杀，那个也杀了”，前文也论述过了这种几乎令人精神麻木的杀戮。但名士们大多又有“贵族”的出身，这个因素制约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中极少能有如陶渊明挂冠归隐，其实中国历史上归隐多是一种广告的法子，多的是走仰天长啸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终南捷径的人,象陶渊明般的真隐士本来就是极少的。于是先天必然与统治上层有着密切的联系，怎么办呢？于是他们谈玄。清谈的出现与当时的选士方式有关，它可能很类似于今天的面试，又渐渐发展成为当时名士的一种娱乐，专用清谈的道具的出现很可能说明这一点，《新语》言语第二上有一个故事：

“庾法畅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畅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

这里说的麈尾就是一种清谈时用的以助谈锋的道具，乃至有“至佳”的麈尾出现，如果是在今天，大概会有不少这种“麈尾”的专卖店罢？开始清谈也许还说些正事、政事，后来就发展到“言皆玄远”，谈话往往是“直带我入青云间”的情形，这时的漂亮的机锋是很足以令人赞叹他们思维的敏捷或是令人一粲的，但为了不枉道速祸，阮籍的做法是常见的，《新语》言语第二中这样描述：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而关于嵇康的描述是这样的：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清谈是很普遍的，但又很容易招致祸事，当然要找一个合适的话题，于是玄学几乎成为了必然的选择：老庄之道是出世的，这样当然不会招致统治者的猜疑；玄学的语言飘遥而难以捉摸，不会落人手中把柄；而且谈玄可以不言及时政，这样就可以不臧否人物，不得罪人。这大概就是何晏开始至于老庄之道后，它能迅速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的原因吧？何晏后服药的流行应该也是这个原因，服药对于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可能对神经的伤害也不小，服药后人往往变的疯疯癫癫、行为异常、性情暴躁、挥剑追蝇乃至居丧无理也再所不顾，而且这些行为可以不为世人所怪。于是服药也就一时间流行了起来。至于饮酒更始一种避世、避仕、避事的好方法，阮籍为了不与司马昭结儿女亲家，连醉六十日，得免。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表面看起来名士们整日就是饮酒清谈，歌啸竹林，送往劳来，一掷千金，任意而为，放诞无忌，事实上他们没有一个不是提心掉胆，惶惶不可终日。

《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也许是整部《新语》中最值得读的篇什，这是最能体现名士的精神状态的资料，也许他们都患有程度不等的精神疾病，当然这是难以证明的，但至少可以看出他们的精神是处于一种极度的紧张和恐惧之中，而不得不用放浪的外表和药与酒来麻醉自己清醒的神经，其中有一则关于阮籍的是这样说：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这时“好酒”的名士心中谁没有这样的“垒块”呢？刘伶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时他心里有很多说不出的苦，只好“以酒为名”了，《新语》俭啬二十九中有很多关于王戎如何俭啬的故事，但我总觉得他是在故意演给别人看，只是为了让别人觉得他不过是一个爱财的人而不会对别人有太大的危险，否则以他的聪明才华和高贵的出身却将钱看得这么重是极不合理的，更何况与夫人在“灯下筹算”这么私人的事件怎么会为天下皆知呢？《新语》中有阮籍关于儿子的希望，文曰：

“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

阮籍不希望自己的儿子都成为名士，这与阮籍一生的经历和性格是相符的，当时儿子不象父亲那就是不肖，是一种大罪名，但并不是速祸的根本原因。前文的引用中有这样的句子“若才流及父，当收。”（译成现代文是：如果才气达到了他父亲的水平，就该抓起来。）可见才情太高是足以速祸的，阮籍宁可自己儿子作一个普通人以保身全年也不愿他象自己，作一个整日活在刀尖上的名士；阮籍对儿子的希望更直白的讲不过是希望自己的家族不会因之而绝后罢了。魏晋的名士的形象让我想起《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中的蒯通，这个人想以以“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这样的语言说服韩信反汉，韩信不听，于是“蒯通说不听，已详狂为巫”，巫在中国文化中是老庄学说的的一种世俗化，道家后继无人，便只有巫了，似乎巫们总有一些疯癫，真正做事的人是不会太把他们的话当真。蒯通说韩信的话是用一种暗示的方法，这种语言在魏晋名士之中是常见的；蒯通“详狂为巫”的做法，他们也是很常用的，这时的中国文化层有点类似于一个大的“巫”们的法会，也可以道家思想一次“下行”，这个下行中不但有普及更多是堕落。后世有人用诬人以巫的方法打击异己，大概是很受这种启发吧？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给任诞第二十三加了一个案语曰：

“国于天地，必有兴亡。管子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古未有无礼仪，去廉耻，而能保国长者。自曹操求不仁不肖之人，而节义衰；自司马昭保持阮籍，而礼法废。波糜不返，举国成风，纪纲名教，荡然无存，以驯致五胡之乱，不惟亡国，且几灭种族矣。君子见微知著，读《世说任诞》之篇，亦千古殷鉴也。……”

此后的文字还长得很，这差不多是后世对于魏晋最正统不过的解读了，仿佛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个时代血泠泠的思想压迫，到好象是竹林君子们坏了世道人心当杀才好。也许很早就有人看得很透，不说出来，而只用于实践罢了。历史中深谙述史之道和善于利用历史的人多的很，有人以之为进阶取宠之道，比如隋炀帝时的著作郎王邵，就捉了一只大龟并在其背上刻了“天下杨兴”四个字，送给了隋炀帝，并载入了史书，还有用之来扩大自己生前身后影响的，比如明代高拱所著《病榻遗言》，就在他死后给想打击已死的首辅张居正的人以口实，而这张也正是他的敌人，更多的是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史传的人，很多做事的名人都有过“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的“豪言”。可无数正统的儒家学者们仍要将魏晋的一切都归结到他们的理论之中，他们很可以用他们的解释体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在我看来，这真是民族文化的悲哀，于是无数德行大言说出来了，于是无数无耻之事也在做着，仿佛泾渭分明，其实不过是君主制中学术压迫之下的左膀右臂，它们谁不比谁更好，谁也不比谁更坏些。

魏晋诗歌是很漂亮的。这大概是整个魏晋时代不多的可以因以为豪的东西。周作人先生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的论述很可以作为这个现象的脚注：中国历史的一乱一治中，乱世用诗歌以“言志”，治世用文章“载道”。其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诗文的“言志”和“载道”，如果以“言志”作为其主导思想，以我手写我心，在今天看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诗歌的灵动和激情得以很好的表现，当然可以写出一些很好的作品来；而用诗歌来“载道”，这本身就是很矛盾的要求，所谓“载道”所载的当然是治世的正统学说和教化之辞，必然要求其文字四平八稳毫，一副义正词严的面孔而无逾矩之处，这样的诗歌是难以说得上一个“好”字的更不用讲什么传世之作了，有意思的是宋明的理学家一边骂诗歌坏了世道人心，一边又用诗歌来载他们的“天理”，无怪乎他们的诗歌往往会是落到后人手中的笑柄。可见处于“乱世”的魏晋人是很有“条件”写出好诗的，实际上他们的确有一些很优秀的作品传世。单纯的用治乱之说解释这个问题显然有些单薄，我以为问题的实质仍在于思想的自由度，唐代是诗歌的颠峰，其思想的自由度也是其他朝代难以企及的，白居易有《长恨歌》来描写当朝君王的爱情史，当时人以为理所当然，在后世的我们却很得佩服他的勇气。虽然魏晋的思想是极不自由的，然而诗歌历来都是一种十分私人的文体，中国诗歌的传统又很讲究其感情和内涵的隐晦，魏晋文人的才华不能很好的以文章学术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思想被压迫，人性被扭曲自然会找到一种可以释放他们愤懑和情感的途径，诗歌自然是一种首选的文体。钟嵘《诗品》这样描述：

“今之士俗，斯风至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个为容，致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

这很可以表达当时的情况，写的人多了，加之建安派高明的诗歌理论的影响，好诗的出现也就是在情理之中了。

我曾以为动荡的社会是产生学说，学派的摇篮,比如春秋时代,而这对于魏晋是不适用的。春秋大国时的高层政权是相对稳定的,但国家却时时处于一种显而易见的危险之中,不是太昏庸的统治都会有一种走钢丝的感觉,于是他们求贤若渴,试图找到一种可以优于他人的治世之道以坚固自己的国家;而魏晋时的动荡却是在统治高层,国家的危险并不明显,他们当然要用一种学术压迫以至愚民的措施来坚固自己的王权.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的后记中提到只有中国这种大陆型地形才能产生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孟子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谈及中国思想史魏晋是无法一笔带过的，可谈及思想，只觉十分之贫乏，能影响后世甚至引导后世如老庄，儒家这种分量的学说几乎没有。可见这种学术压迫的伟力了。魏晋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它在事实上证明里学术和思想的压迫的可实现性,打破了所谓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天真的想象,好在魏晋时期的思想管制的触角还不够细致入微——非不愿也，实不能也——这是没有一个家族的统治可以真正的稳定，士族的文人和统治者之间微妙的关系也限制了他们学术压迫的广度和深度。

（当然后者不是主要的，中国历史上为了皇权子弑父，父杀子的闹剧多的是，为了统治的坚固，统治者是可以不顾一切的。）虽然统治者可以残暴的对待个别的思想者，可杀鸡给猴看，但毕竟没能形成一种完全的“语言霸权”，这是魏晋时期值得庆幸的一件事，于是他们还可以留下一些可以传世的诗歌，虽然他们没有能留下可以给后世深远影响的学术作品，但毕竟有很多人仍在写，而没有形成一种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后来学它的有康乾盛世的中国，思想的压迫通过文字狱的形式极坏的放大和细化，这时类似于谈玄的产生了一种类似与训诂的学问，同时也埋下了孕育出中国的近代史悲哀的景况的种子；后来学它还有文革时期的中国，思想压迫的伟力发挥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对于思想的控制还是语言霸权的建立都作的相当完美，这时中国错过了战后黄金的发展时机，同时产生了一种贻笑后世的“样板戏”。这些时代都没有留下什么象样的作品，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但愿它真的是无后了。

参考文献:

1.《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撰，中华书局，1983年8月第一版。（本文所引《新语》中文字也都是出自此书）

2.《中国历代哲学文选汉唐编》，中华书局，1963年4月第一版。

3.《魏晋文章与药与酒的关系及其他》，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5月第一版（《而已集》）。

4.《世说新语》，刘义庆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第一版。

5.《中国古代文化论稿》，荆三隆邵之茜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

6.《诗品全译》，钟嵘著，徐达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六月第一版。

7.《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司马迁著，感谢让我免费下载这段文章的网站。

8.《万历十五年》，黄仁宇（Ray Huang）著,三联书店,1997年5月第一版。

9.《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1995年12月第一版。

10.《左传选》，徐中舒编注，中华书局，1963年9月第一版。